如何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國？如何進行一項扎實的調查研究？如何寫出一份高質量的調研報告？

　　“調查研究是一種方法，也是一種態度。只有以真實的態度去面對問題，才能獲得真實的答案。”暑假期間，中央團校副校長、中國青年志愿者協會副會長廉思牽頭舉辦了一場“全國優秀大學生調查研究公益特訓營”。經過層層篩選，來自全國各地的12名大學生成為這次公益培訓的“學員”。特別的是，這次公益培訓不僅有廉思課題組的調研高手參與授課，還吸引了學界大咖和業內專家作為導師加入，從不同領域和角度分享他們在調查研究中的實踐經驗和技巧。

　　培訓班課程既包括《調查研究概論》《問卷調查的設計與實施》《調查數據的分析與管理》《關于量化研究的討論》等“實用性”調查方法，又有《認識中國》《當代青年價值觀變遷》等“前沿性”學術理論和社會分析……

　　“調查研究不僅僅是獲取信息，更是一種對真實世界的探索和理解。”在開班儀式上，廉思分享了自己做調查研究的心路歷程。2007年，廉思開啟了他的第一次調查研究之旅。在北京海淀區唐家嶺，他和課題組成員用了兩年多時間“蹲守”觀察聚居在此的大學畢業生，并創造了“蟻族”這一概念。之后的10多年時間，他們又陸續對高校青年教師、返鄉青年、快遞小哥、大廠“碼農”、新文藝群體、短途貨車司機等30多個社會群體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觀察。

　　為何要從一個個群體入手開展調查研究？廉思說：“認識中國不是空洞的，不是靠‘大詞’支撐的，只有深入下去，蹲下去看，才能形成系統的、真實的中國鏡像。”

　　“我們希望培養一批青年調查的‘種子’”

　　參加培訓營前，華中科技大學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生唐晶玉一直在讀《毛澤東選集》，卻總有一種“霧里看花”的感覺。

　　在培訓營上，浙大寧波理工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劉炳輝從不同角度分析了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尋烏調查》《長岡鄉調查》《反對本本主義》等重要調查文章背后的思想內核；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研究員馮丹從國內國際的新形勢講起，分析了新形勢下調查研究報告的時代新命……

　　這是一次把視野往更經典、更前沿方向的拓展。再次翻開《毛澤東選集》，唐晶玉覺得從思想到表達再到背后的實踐精神，“可學的東西太多了”。

　　“如何從經驗性認知提升到規律性認識，是調查研究要實現的驚人一躍。”這是帶給香港科技大學環球中國研究專業本科生劉一銳很大啟發的一句話。在廉思的《調查研究概論》中，他看到了獨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維的重要性。

　　“做調查研究之前，最重要的是提出一個好的研究問題，然后才是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嘗試深化對于調查方法的理解與運用。”之前，劉一銳進行過一些簡單的調查研究，但由于缺乏系統性的知識和技能，他通常的做法是用較為正式的方式展開提問，或者使用在線問卷工具。

　　短短5天的培訓，劉一銳先前的“經驗”就被推翻了。劉一銳對照課堂內容，形成了一份自己的問題清單：提問方法存在很大問題，有很多客套式的回答，調查問卷數據樣本不足，推論出的結果可能并不能反映受訪者的真實情況……“我突然意識到，研究者不僅要關注社會脈動，更要深入了解每個人的生活和思想，我們不能將調研對象看作‘小白鼠’或‘工具人’，而是需要將自己融入被調查群體的生活中。”

　　富有洞察力是成為一名社會學者的前提，對于上海師范大學的陸地來說，這項技能成了自己跨專業到社會學系讀研究生的“潘多拉魔盒”。“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為何在上班與上進之間選擇了上香”“這屆年輕人真的‘躺平’了嗎”“數字技術發展如何影響當代青年”……這些有意思的青年話題總能吸引陸地的好奇心。那時，為了嘗試用學術理論闡釋青年現象背后的邏輯，陸地多是跟在老師同學、師兄師姐后面“模仿”，學習他們的調查研究方法，但一直苦于缺乏系統性的知識體系。“掌握更多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對社會現象能更加敏感”是陸地毫不猶豫選擇加入此次培訓營的原因。

　　真正見到導師團后，陸地愈發佩服他們對青年現象的“敏感性”，在發現現象的基礎上還能輔以科學的方法進行闡釋。每堂課都逐一解開了陸地的疑惑：“開展調查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準確了解事物的真相和全貌，把握問題的本質和規律，研究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對策”“第一個被訪者非常關鍵，他們往往正在或者曾經處于信息的中心點位置上”……

　　“我們希望培養一批青年調查的‘種子’。”談起為何要舉辦一次公益的調查研究培訓營，廉思說，“這些年，課題組在調查研究中走了很多彎路，我們發現很多學生有熱情、有想法，就是缺正確方法，沒有好老師指導，作為過來人，我們想告訴大家如何避免這些‘坑’”。

　　一定要親自“到現場去”

　　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維教授是導師團成員之一。在他看來，調查研究最具魅力的意義在于，“它能幫助調查者澄清價值觀，改變價值觀，甚至是創新價值觀”。

　　回想起第一次做調查研究的經歷，潘維覺得是在“被迫”中進行的。當年，他在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政治系攻讀博士學位，畢業論文主題是研究中國農村問題。潘維心想：“自己從小就在中國農村長大，還能不清楚中國農村？”

　　潘維一直記得，在作階段性報告時，他向導師侃侃而談，收到的評價卻是：“你目前得出的結論一點都不新鮮，你想研究中國，做中國農村問題，你得回去找感覺。”就這樣，潘維決定回國調研，他走到任何地方都必須完成每天與10位當地人聊天的任務。慢慢地，中國農村的真實樣貌被逐漸“刻畫”了出來。

　　“一定要‘到現場去’才能找到事情的真相。網絡時代，實地調研能幫我們認識社會現狀，而不只是被動地接受網絡上的話語來構建自己對于社會的認知。”陸地做了一項統計，幾乎每位導師在分享調查研究經歷時都數十次提到了“現場”，“實地”和“在場感”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

　　曾經，唐晶玉誤以為調查研究最重要的是靈感，要先想一個“好”問題，再圍繞問題編寫一套“完美”的訪談提綱和問卷。如今，她才明白，好問題不是靠靈感，而是靠“浸泡”。“最重要的是進入田野，那些最好的問題和發現往往都是在田野里產生的，甚至能夠在研究過程中就產生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法。”

　　這一點同樣讓大連海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李宏宇感受頗深。從2017年開始，李宏宇就一直在進行一項“調研中國”的項目，內容涵蓋共享單車資源浪費、社區治理、地攤經濟與城市治理沖突調試等社會問題，但大多還是通過二手資料和隨機訪談等方式開展研究。從進入培訓營第一天，他就開始復盤以往的研究過程，“總有問題在源源不斷地冒出，尤其是在調研地點典型性、調研方法嚴謹性和調研報告應用性等方面還存在缺陷”。

　　“在中國做研究，如果不能真正讓學問與現實對話，那么所做的學問就沒有意義。”在最后的總結成果“收官”課上，全國政協委員、共青團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動指導中心黨委書記張朝暉受邀參與了12位年輕學員的對話談心環節。在他看來，新時代的青年更需要始終保持著一種社會關懷，這就需要大家打破專業限制，多一些與真實社會的接觸對話，少一些盲目沖動；多一些建議性方案，少一些怨天尤人，“調查研究其實是一種很好的解決公共性問題的方式”。

　　“當大家下決心去做社會調查時，最好確定一個自己會持續關注的問題，而且是能夠讓自己念念不忘的長命題，或許是為某一群體發聲，抑或是找到新的發展路徑……這種長命題帶來的使命感和意義感總會‘勾引’著你不由自主地收集所需要的內容。”張朝暉說。

　　將調查研究進行到底

　　“調查研究是一種方法，對于很多學科都適用。”這些年，廉思和課題組成員每天都很忙，看似做著同一件事——“蟄伏在不同群體中進行深度觀察研究”，用廉思的話說叫作“觀察生物多樣性”。發放了幾十萬份問卷，與社會階層的各種身份“對話”，總結了數百萬字的訪談資料……

　　調查研究過程中經常會遇到突發狀況、各種各樣的干擾和阻礙，要想獲得真實可靠的結果，除了不斷修正調查方法、增長調查時間、增加調查對象外，還需要一份“將調查研究進行到底”的堅持。

　　這次培訓班的招募工作也碰到了些“意外”。廉思原本計劃在全國舉辦3期培訓班，每期招募50名學員，報名的基本條件是每人交一份4000字以上的調查報告，并帶有個人觀點、依據和結論。經過層層篩選，最終只有12名學生達到了報名條件。

　　看到學員名單時，廉思想不明白，為什么一次大咖云集、內容“硬核”并且還全免費的培訓班，竟然沒有吸引年輕大學生熱情加入？他和課題組成員也總結了很多原因：“招募信息發布太晚”“4000字不抄襲的調查報告是很高的門檻”“地理位置阻礙了很多異地學生報名”……

　　換一種視角，這次“意料之外”也恰恰促成了一次觀察年輕大學生的契機。“如果年輕人缺少對社會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而是用一種功利化的方式看待需要學習的知識，確實值得擔憂。”廉思覺得，年輕人只有通過深入持續的調查研究并保持著不斷質疑已有知識的批判精神，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認識世界。但很多年輕人往往將知識做“短期功利化”的評價，將知識分為“現在有用”和“現在沒用”，出于“直接有效”而產生學習動力。

　　調查研究是一項付出多、見效慢的事，“它不能直接帶來學分和成績的提高，也不會對升學和就業有明顯的幫助，有些年輕人難免會覺得這些內容與‘收益’無關”。廉思沒有因為這次“失敗”而灰心，他覺得只要一點點地把喜歡調查研究的青年聚集起來，一個個“拼圖”拼起來，不久的將來就可能描繪出中國社會、中國青年的全貌。

　　也正是得益于這次“小班”教學，12位學員與“大咖導師團”有了近距離的提問和深度互動的機會，甚至還有專門用于疏解焦慮、指明方向的“額外”課堂。未來一年，12位學員將和廉思課題組一道，觀察跟蹤青年現象，他們還會獨立“上崗”，完成一份調查報告的撰寫。

　　社會現象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綜合體，現象的呈現是不分專業的，因此想要解決相應的問題，就需要多學科、多領域的青年加入進來。面向未來，廉思打算繼續將調查研究的推廣普及到更多的年輕人中，尤其是吸引更多理工科學生加入。“我們的特訓營會一直辦下去，哪怕每年只能招收10多個認同調查研究理念的學生，我們也會堅持。我們會努力培養學生將調查研究作為看待中國社會的一種方法，希望他們的人生能因特訓營而發生一些微小的改變。”